北尖山村内的一处“垫地”工程石碑,但近3年里,该处地块未见任何“填谷造田”的迹象和成就。记者 来扬摄
6月1日上午,站在百货商场的打扮售卖区,8岁的萱萱(化名)有些不知所措。
“看到喜欢的就去试试。”尽管中国青年报记者不断地勉励她,但萱萱只是用眼盯着各式新衣服看,始终没有伸脱手。
这是萱萱第一次给本身挑选儿童节礼物。萱萱的奶奶段春文汇报记者,自从去年3月萱萱的父亲杨涛强在矿难中归天后,家里便失去了独一的壮劳力,也没有了牢固的经济来源,原本糊口就不算宽裕的一家更是陷入了困顿。
2011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4条人命背后的大范围盗采》等一组报道,披露河北省武安市矿山镇北尖山村产生一起矿难,导致4人死亡。记者在观测中发明,北尖山村内存在多处无证开采的矿点,导致大量国度矿产资源被盗采。
一年多已往了,记者再度回访北尖山村时发明,这起矿难的善后事情有始无终:不只导致矿难的直接责任人仍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连受害人家属的公道诉求也被置之不理。
检方仍未获得变乱观测陈诉
6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矿难直接责任人未被追责》,披露了该起矿难所涉的无证开采矿点“矿主”苗金河等犯法嫌疑人仍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矿难产生后,武安市人民当局办公室于2011年3月12日呈报的陈诉称,“经查,这是一起涉嫌偷窃国度资源的刑事案件,犯法嫌疑人苗金河等4人已被立案侦查”。
但对相关责任人的追责从此一直没有下文。包罗北尖山村党支部原书记苗增民在内的多名村民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苗金河等人去年就已回到村上。
记者从承办该案件的武安市人民查看院公诉科了解到,该案已于去年下半年退回公安构造增补侦查,原因是证据不敷,无法认定犯法嫌疑人的罪责。
武安市人民查看院公诉科相关卖力人汇报记者,在公安构造移送的案卷中,没有关于该次矿难变乱的相关观测陈诉,“少了这份对变乱的观测陈诉,我们就无法认定这起变乱属于重大出产责任变乱,照旧属于犯科采矿行为”。
上述卖力人介绍说,去年3月2日晚的矿难产生后,邯郸市的领土、安监和公安等部分构成对该次变乱的联合观测组。一般来说,查看构造需要按照联合观测组出具的对变乱的观测陈诉,来对案件进行定性,进而收集相关的证据,向法院提起对犯法嫌疑人的公诉。
记者看到,武安市人民当局办公室呈报的陈诉对矿难产生的原因做了如下阐明:经专家组和邯郸市有关部分现场勘查和调考核实,2011年3月2日晚11时许,苗金河等人在尖山村东地质灾害区废弃采坑内,私自挖掘、筛找石料和废渣中的零星矿块,突发山体坍塌,导致产生4人遇难的灾害。
该陈诉同时指出:“现场查明,该处没有供电设施,没有火工品,没有空压机、卷扬机、提升装置等根基采矿设备,不具备采矿根基条件,没有出产系统,不属犯科铁矿。”
不外,苗金河从此向公安构造供述,他“承包开采”的事发矿点“没有证”,“我们就是用钩机(即挖掘机记者注)换上锤把矿石、岩石吹开,然后给钩机换上钩,将岩石或矿石装车运到地面上卖”。
但在公安构造向武安市人民查看院移送的案卷中,并没有联合观测组对该次变乱作出的最终观测陈诉。
“邯郸市有关部分对此事很是重视,并且我传闻省里也专门派人来观测了,但变乱的观测陈诉我们查看构造还没有看到。”该卖力人说,“我们内部也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一案件,探讨没有该证据能否向法院告状,最后照旧决定退回公安构造增补这一证据。”
受害者家属办低保遭拖延
对比对变乱直接责任人苗金河等人的追责,段春文更体贴自家申请低保的问题。
“原先涛强在的时候,我们家主要就靠他开铲车赚钱养家,每个月1600元阁下。他失过后,全家就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段春文汇报记者,家里固然有两亩多地,但种的玉米等作物还不足一家人的口粮,她和丈夫杨永旺平时只能去矿渣堆里捡一些低品位的矿石卖钱补助家用,更多的时候,需要亲戚伴侣的辅佐接济。
在给本身挑儿童节礼物时,尖山村小学上二年级的萱萱也没有忘记给大妹妹带上一份。
武安市人民当局办公室2011年3月12日呈报的陈诉提到,市里抽调了近40名具有富厚群众事情经验的同志,由包镇市级带领牵头构成4个小组,积极稳妥地开展被埋人员家属的安慰事情。
但除了与苗金河签订了抵偿额为70万元的抵偿协议外,段春文一家没能再获得更多的救济。
“在2011年变乱产生后,我多次找到支、村两委,要求他们帮我们家申请救济(低保),可是他们不是说不切合条件,就是说我们开会研究后再定的政界话,他们千般推诿扯皮不给办。”
段春文交给中国青年报记者一封“求救信”,反应本身家在变乱产生后申请低保历程中遇到的各类推诿。
她汇报记者,在事发后,时任北尖山村党支部书记的苗增民曾口头承诺为她家治理低保,但比及杨涛强下葬后,她再去找苗增民等村干部时,此事却被拖了下来。
苗增民向记者证实,矿难产生后,他确实承诺过为杨涛强一家治理低保,而且也已在支、村两委会上开会讨论通过,“但报到镇上后,没有再批下来”。
现任北尖山村党支部书记的苗现军给记者的说法例是,去年段春文和杨永旺只是口头向村里表达了要求办低保的申请,没有写书面的申请;今年他们提交了书面申请后,村里已经把质料送交到民政部分了,但民政部分还没有批下来。
不外,段春文的说法却与上述两位村干部的说法差异。“今年3月初,我探询到别人办低保的措施后,我也找人写了一份申请送到村委。可他们照旧爱答不理,不给我定低保,也不往上级有关部分报。直到此刻他们也没给我办成吃低保救济的贫困户。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不能吃国度救济,什么样的条件才气够条件?”她在“求救信”中写道。
记者看到,今年3月2日,杨永旺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申请,并附上了小我私家户口本及身份证的复印件。不外,3个月已往了,这份申请仍未获得核准。
“我们村比我家条件好百倍,又有汽车,在武安又有楼房,家里另有劳动力的吃低保的多的是,可我也知道,那都是和支、村两委有干系的人。”段春文感想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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