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官中国“求学” 课堂没有禁忌“红线”(2)

　　美国人最好奇的，是中国这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统如何运作，是否“独裁”。薛澜告诉他们，中国的决策机制并不是少数人一拍脑袋，仅仅依靠个人想法制定出来。政治局每隔一两个月就有集体学习，决策者还可以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专家和相关利益方的声音。

　　“企业能不能反映意见？”一个美国学员问他。

　　“当然能了。我们会邀请一些人反映情况。”薛澜说。他举例说，中国政府往往会召开几场座谈会，这一场充分表达一种意见，另一场充分表达另一种意见，然后决策者从中综合吸取。

　　“但我们不像美国的听证会那样唇枪舌剑，我们更委婉一些。”薛澜说，“这是文化的差别。”

　　“中国的决策机制到底能不能反映全体老百姓的意见？”另一个美国学员接着问。

　　“确实，我们目前还有局限性，但所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薛澜说。

　　在薛澜看来，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内，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政府如何治理国家，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局限性。

　　“美国人反对假大空的话，有时我们讲得并不算错，但却是硬邦邦的口号，他们就觉得你说的是假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说。“有些官方说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我们就要换成他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你只要摆事实，即使大家因为立场不同不接受，他也会认可你讲得有道理。”

　　在楚树龙眼中，这些美国学生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带着问题而来，和那些坐着听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一句话的中国官员不一样。

　　中国外交政策这堂课上，一位美国官员就非常直接地问他，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要和俄罗斯一样投反对票。“所谓的‘不干涉内政’，是不是就等同于‘没有原则’？”

　　楚树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他们，中国也有观察团成员去叙利亚，对于“为什么不干涉内政”，他的解释是：“一个人的根本改变在于自己，而不是外力、强力。”

　　“你们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10年了，你们改变他们什么了？”楚树龙语调强硬地反问。

　　提问的美国官员笑了，他承认“没有改变多少”。总结发言时，他特别提到了楚树龙的观点，认为“很新颖，以前没有听到”。

　　我们做得太少，没有一个公开、能心平气和探讨中国制度的优势和不足的地方

　　一周时间，这些课后总是客气地对老师表示“感谢”的美国官员，对于中国的看法，究竟能改变多少？

　　作为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机构的高级主管，克里斯托弗·福特认为，培训几乎没有改变他对中国某一具体问题的看法。但这位美国学员表示，他意识到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多样、快速变化的现实。

　　“我开始意识到，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又正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发展的国家，要了解它有多难。”他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清楚我还有多少没有学到。大概只有那些知之甚少的人，才会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中国。”

　　这位曾经出版专著介绍“中国历史和现代外交”的美国人说，在他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相信，中国正“处于独裁的共产主义控制下”，“和朝鲜一样，只不过比朝鲜有钱”。

　　“在今天，这种看法越来越不准确。当然，依然有很多领域处于严格的管控之下。”他说。

　　在这次培训的最后一堂课上，除了中国老师和美国学生，至少7家以上媒体的记者也来到现场，想看看在这样的场合，中美两种文化能够产生怎样的“碰撞”。课程结束后，记者们又围住孙哲，希望捕捉一些课堂上遗漏的零星片语。

　　“中国官员到美国培训，基本上不成为新闻，而美国人跑到中国，却是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孙哲事后评论说。